百年黨史II一周黨史記（八）
5月1日
1941年5月1日
經中共中央政治局批準的《陝甘甯邊區施政綱領》在《新中華報》正式發表，《綱領》規定邊區的民意機關和政府中，共産黨員隻占三分之一，黨員必須與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辦。11月，陝甘甯邊區召開第二屆參議會第一次會議，選舉的常駐議員和政府委員中，共産黨員隻占三分之一。開明紳士李鼎銘被選為陝甘甯邊區政府副主席。
1958年5月1日
人民英雄紀念碑揭幕。在中國人民擺脫屈辱曆史、反對殖民統治的鬥争中，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光輝曆程中，中華兒女不屈不撓，英勇奮鬥，寫下一篇篇驚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樂章。為了永遠紀念他們，緬懷他們的豐功偉績，在新中國誕生的前夜，黨和人民決定在天安門廣場建立人民英雄紀念碑。
1937年5月2日
5月2日至14日 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有蘇區、白區和紅軍代表參加的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當時稱蘇區代表會議）。毛澤東作了《中國共産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和《為争取千百萬群衆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争》的結論，強調在統一戰線中堅持無産階級領導權的重要性。會議批準了遵義會議以來黨的政治路線，為迎接全國抗日戰争的到來，作了重要準備。會後，中共中央還在延安召開了白區代表會議。會上，劉少奇作了《關于白區的黨和群衆工作》的報告。會議總結了黨在白區工作中的經驗教訓，批判了“左”傾關門主義的錯誤，闡述了黨在白區工作的基本方針和鬥争策略。
1942年5月2日
中共中央在延安楊家嶺召開延安文藝工作者座談會，毛澤東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他指出，會議的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換意見，研究文藝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關系問題，求得革命文藝的正确發展，求得革命文藝對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協助，借以打倒我們民族的敵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務。為此，必須解決文藝工作者的立場問題、态度問題、工作對象問題和學習問題，會議進行了熱烈的讨論。
1953年5月2日
5月2日至11日 中國工會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大會上緻祝詞。大會制定了工會在國家進入有計劃建設時期的方針和任務，通過了《關于中國工會工作的報告的決議》《關于修改中國工會章程的決議》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章程》，并選舉出中華全國總工會第七屆執行委員會。12日，中華全國總工會第七屆執委會舉行第一次會議，選舉劉少奇為名譽主席，賴若愚為主席。
5月3日
1926年5月3日
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開學，并于9月11日結業。這屆農講所由毛澤東任所長，高語罕任政治訓練主任，蕭楚女任教務主任，招收來自全國二十個省區的三百餘名學員，為北伐戰争中全國農民運動的蓬勃發展準備了幹部。
1932年5月3日
毛澤東在漳州複電中共蘇區中央局。電報指出中央的政治估量和軍事戰略完全是錯誤的，并陳述了兩點理由：（一）三次反“圍剿”戰争和日本出兵之後的中國統治勢力，特别是蔣系，已經受到很大的打擊，對于我們隻能取守勢防禦的攻擊，至于粵軍亦是防禦攻擊性質。決不應誇大敵人力量，以為敵人還有像去年三次進攻給中央蘇區以大摧殘的可能，而且在戰略上把自己錯誤起來，走入錯誤道路。（二）在三次反“圍剿”戰争以後，我們的軍事戰略，大規模上決不應再采取防禦式的内線作戰戰略，相反要采取進攻的外線作戰戰略。我們的任務是奪取中心城市實現一省勝利，似要以消滅敵人做前提。在現時敵我形勢和我軍給養條件下，均必須跳出敵人的圓圍之外，采取進攻的外線作戰，才能達到目的。此次東西兩路軍的行動完全是正确的。
1990年5月3日
江澤民在首都青年舉行的紀念五四運動七十一周年報告會上作《愛國主義和我國知識分子的使命》講話。指出，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發揮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承擔着重大的社會責任，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實踐也對知識分子提出了廣泛迫切的要求。
5月4日
1928年5月4日
1928年5月4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成立，該隊伍是朱德、毛澤東領導的井岡山部隊。1928年4月28日，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部隊餘部和湘南起義農軍與毛澤東率領的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在井岡山的甯岡會師。根據湘南特委的決定，“朱、毛兩部合編為第四軍，由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王爾琢任參謀長，陳毅任政治部主任。朱部編為第十師，毛部編為第十一師，湘南各縣農軍編入兩師中。朱兼十師師長，宛希先任黨代表；毛兼第十一師師長，何挺穎任黨代表”。
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
1939年5月4日
五四青年節源于中國1919年反帝愛國的“五四運動”，五四愛國運動是一次徹底的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愛國運動，也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始。1939年，陝甘甯邊區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規定5月4日為中國青年節。
五四青年運動浮雕
5月5日
1922年5月5日
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到會代表25人，代表全國15個地區團組織的5000多名團員。大會通過《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綱領》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章程》。團的綱領接受中國共産黨的政治主張，明确提出“鏟除武人政治和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壓迫”。大會選出團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施存統為團中央書記。
1931年5月5日
中日雙方代表在上海英國領事館簽訂了《淞滬停戰協定》。《淞滬停戰協定》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條：中國及日本當局，既經下令停戰，茲雙方協定，自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五日起，确定停戰。雙方軍隊盡其力之所及，在上海周圍停止一切及各種敵對行為。關于停戰情形，遇有疑問發生時，由與會友邦代表查明之。第二條：中國軍隊在本協定所涉及區域内之常态恢複：未經決定辦法以前，留駐其現在地位。第三條：日本軍隊撤退至公共租界暨虹口方面之越界築路，一如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事變之前。但鑒于須待容納之日本軍隊人數，有若幹部隊，可暫時駐紮于上述區域之毗連地方。第四條：為證明雙方之撤退起見，設立共同委員會，列入與會友邦代表為委員。該委員會并協助布置撤退之日本軍隊與接管之中國警察間移交事宜，以便日本軍隊撤退時，中國警察立即接管。
中日簽訂《淞滬停戰協定》
1958年5月5日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大會正式提出“鼓足幹勁、力争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這條總路線反映了廣大人民群衆迫切要求盡快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後狀況的普遍願望。但由于它是在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導下制定的，片面強調經濟建設的發展速度，過分誇大人的主觀意志的作用，忽視了經濟建設所必須遵循的客觀規律。會後，以片面追求工農業生産和建設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計劃指标為标志的“大躍進”運動在全國範圍内開展起來。
中共八大二次會議現場照片
5月6日
1934年5月6日
1934年5月6日(農曆1934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批評肅反擴大化。中共中央緻信湘鄂西中央分局。信中嚴厲批評了湘鄂西中央分局的肅反擴大化錯誤和“解散一切黨團組織”、“取消一切群衆團體”的錯誤作法，要求“堅決糾正錯誤的肅反路線”，反對以肅反來代替黨内的兩條路線鬥争，指示“肅反是要發動廣大的群衆，經過群衆的戰線，與群衆的日常鬥争密切的聯系來”。強調“立刻恢複黨内的經常狀态，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恢複和建立各級黨的和團的組織”，“恢複和加強蘇維埃政權機關，并在這一基礎上建立蘇維埃的司法系統”。信中最後指出：“必須立即将遊擊主力轉變為創造新的湘鄂川邊蘇維埃根據地的基本力量，立即停止那種無目的無前途到處流浪的遊擊生活。”
2003年5月6日
2003年5月6日(農曆2003年4月6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正式挂牌，是國務院組成部門，為正部級 。
5月7日
1961年5月7日
1961年5月7日 周恩來就人民公社存在的四個問題，向毛澤東作電話彙報。提出：（一）食堂問題，絕大多數甚至于全體社員，包括婦女和單身漢在内，都願意回家做飯。我正在一個食堂搞試點，解決如何把食堂散好和如何安排好社員回家吃飯的問題。（二）社員不贊成供給制，隻贊成把“五保戶”包下來和照顧困難戶的辦法。現在社員正在讨論。（三）社員群衆迫切要求恢複到高級社時評工記分的方法，但是已有發展。辦法是：包産到生産隊，以産記分，包活到組。這樣才能真正實現多勞多得的原則，提高群衆的生産積極性。這個辦法勢在必行。隻有這樣，才能提高群衆的生産積極性。（四）邯鄲專區旱災嚴重，看來麥子産量很低，甚至有的顆粒不收，棉花和秋季作物還有希望。目前最主要的問題是恢複社員的體力和恢複畜力問題。
1962年5月7日
1962年5月7日起至1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舉行，會議主要讨論由中央财經小組提出的《關于讨論一九六二年調整計劃的報告》，由劉少奇主持，周恩來、朱德、鄧小平作了講話。會議正确地分析财政經濟形勢，作出全面貫徹執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和對國民經濟進行大幅度調整的重大決策，要求切實地按照農、輕、重次序對國民經濟進行綜合平衡。為此決定進一步縮短工業生産建設戰線，大量減少職工和減少城鎮人口，切實加強農業戰線，增加農業生産和日用品生産，保證市場供應，制止通貨膨脹等一系列調整國民經濟的果斷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