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改革開放史（三） 改革開放與中國的變遷

中國的改革開放，從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算起，已經40年了。這是一段相當長的曆史，時間跨度接近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的五分之三。然而，這仍是一段尚未完結的曆史，現在正處于關鍵階段，進入了一個新時代。本文将簡要回顧改革開放的背景和曆程，重點梳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生的轉變和主要經驗， 并就當前中國在國内和國際面臨的挑戰作些初步探讨。

一、改革開放的曆史背景

改革開放是一場波瀾壯闊的曆史巨變。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所指出的：“改革開放是我們黨的一次偉大覺醒”，“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發展史上一次偉大革命” 。這樣一次“偉大覺醒”和“偉大革命”不會突然發生，必然有其深厚的曆史積澱。要懂得中國為什麼會實行改革開放，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了哪些變化，就必須對新中國成立時的基本狀況和此後的經曆有比較全面的了解。

（一）革命的勝利與新中國的任務

回望曆史，自20世紀以來，中國就處在不斷的變革之中。20世紀上半葉，中國經曆了一個大革命時代。1949年，中國共産黨領導人民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場革命完成了兩個使命：第一，實現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解放；第二，實現祖國大陸的統一。這兩個使命的完成，結束了舊中國一百多年來外戰、内戰不斷的局面，為新中國的發展提供了前提。

新中國成立時，由于連年戰争剛剛結束，中國經濟落後，人民生活貧困。當時，中國是一個農業國。9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農村。所謂工業大部分是手工業。現代工業很少，主要集中在上海、天津等少數大城市。1949年，國内工農業總産值僅為人民币466億元。 按全國人口4.5億計算，人均約100元左右。為盡快改變國家的面貌，毛澤東提出兩項基本任務：第一，使中國從落後的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第二，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此後，黨和國家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圍繞這兩項任務展開的。

（二）新中國政治經濟體制的特點

長期的革命經曆造就了中國共産黨的兩個突出特點：一是權力高度集中的體制，二是超強的社會動員和組織能力。中共的這兩個特點對新中國基本政治經濟制度的形成和發展道路具有長遠而深刻的影響。

從1949年到1954年，在五年多的時間裡，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中國确立了新的政治體制。基本政治制度有三項：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治協商制度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普選制基礎上産生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最高權力機構，擁有立法權、任命權和監督權。除居于領導地位的中國共産黨之外，中國還有八個民主黨派有參政議政的權力。這套制度的核心理念是人民當家作主。在政治體制的實際運作中，中國共産黨是領導各項事業的核心力量，采取中央高度集權的形式。在當時，這有利于維護國家的統一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與鞏固。

新中國經濟體制的形成過程要長一些，從建國初期經過一段探索至1958年基本定型。這一體制有兩個特點：第一，單一所有制的計劃經濟體制。所謂單一所有制就是實行公有制，隻有國營企業和集體企業，基本沒有個人的和民營的企業。國家對工業、農業和商業都實行計劃，企業和農村按計劃生産，國家對産品實行統一定價，統一調配。第二，城鄉二元結構。農村實行人民公社制度，統一行政和生産管理。戶籍管理制度也在此時确立，分為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國家為城市居民提供更多的生活保障。由于生活必須品的供給與戶口制度聯系在一起，不僅城鄉居民不能自由流動，城市居民也不能自由流動。

新中國的經濟體制是在舊中國經濟體制的基礎上轉化而來，其形成有複雜的曆史原因和現實原因。這裡僅簡要指出三點：

第一，舊中國實行的并不是完全的市場經濟，新中國初期曾嘗試實行雙軌制。由于連年戰争，民國後期的經濟體制是半統治、半市場，官僚資本即國家資本在全國總資本中的占比超過一半。這種情況使得新中國可以通過沒收官僚資本迅速建立起國營經濟的主導地位，同時還存在集體、私營、個體和國家資本主義等成分。當時，中共負責經濟工作的一些領導人認為，中國經濟落後，不具備實行蘇聯式全面計劃經濟的條件，應采取兩條腿走路的辦法，按照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國營經濟實行計劃，其他成分依靠市場。然而，這種雙軌制的嘗試并不成功。

第二，當時存在一系列将中國經濟導向計劃體制的因素。首先，新中國成立初期為穩定和恢複經濟、保障人民生活采取的諸多政策措施雖行之有效，但客觀上具有消弱市場要素的作用，從而形成了導向計劃經濟的路徑。其次，冷戰國際環境和朝鮮戰争的發生，使中國對外經貿關系僅局限于蘇聯、東歐等實行計劃體制的國家，并促使中國領導人決心實行趕超戰略。最後，從1953年起，中國開始進行大規模經濟建設，同時對農業、手工業和私人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到1956年底，“三大改造”順利完成，中國基本形成單一所有制，這就為全面實行計劃經濟創造了條件。

第三，新中國實行趕超戰略，依靠工農業“剪刀差”進行原始積累，以及限制城鄉人口自由流動等措施，是導緻城鄉差别固定化的重要原因。客觀地看，自近代以來，中國便出現城鄉差别不斷擴大的趨勢，而扭轉這一趨勢需要一個長期的曆史過程。

簡單說，新中國的經濟體制有一個探索形成的過程，至上世紀50年代中後期，單一所有的計劃體制基本定型；此後，直至改革開放啟動，中國經濟便是在這一體制下運行的。在中國十分落後的情況下，這樣一套計劃體制可以使人民生活得到基本保障，同時也使國家能夠集中資源在一些方面取得迅速發展，如重工業和國防科技方面。不過，從長期發展來看，這套經濟體制效率不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不大，城鄉差别顯著。

（三）探索符合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

在冷戰國際環境下，中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實現工業化隻能依靠蘇聯援助，學習蘇聯經驗。但中國人很快發現，蘇聯模式存在一些缺點，主要是管理死闆，效率不高。1956年蘇共二十大斯大林問題暴露後，毛澤東提出要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命題，但毛澤東在世時未能找到正确答案。

從1956年至1976年，中國進行了各種探索。這一探索的開端是良好的。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大規模的階級鬥争已經結束，今後的黨和國家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産力，改善人民生活。當時雖沒有“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提法，但基本精神相似。八大前後，在總結國内外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毛澤東提出“十大關系”“正确處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及“百花齊放，百家争鳴”等一系列極具創建的新方針。然而，正确的思想并非一經提出就能堅持下去。此後由于各種原因，包括國際環境的變化、黨内不同意見，以及社會上的各種反應，探索的方向逐漸出現偏差。

1957年反右派運動開始後，毛澤東否定了八大的判斷，認為“階級鬥争”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鬥争”并沒有結束。1958年發動的“大躍進”運動試圖以依靠群衆運動、打破常規的辦法發展經濟；同時嘗試改良計劃體制，思路是調整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把一些權力下放給地方，以便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結果，“大躍進”遭到失敗，對計劃體制的調整陷入“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循環。然而，當時并沒有總結不尊重經濟規律的問題。1962年，毛澤東進一步提出要以“階級鬥争為綱”。這一錯誤指導思想發展到極端就演變為“文化大革命”這樣一場為期十年的内亂。

新中國從1949年成立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的27年，前7年發展比較順利，後20年經曆坎坷，代價高昂。然而，總的來看，新中國在經濟建設上還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主要是初步實現了工業化，建立起比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從經濟總量上看發展也不算慢。1976年國内工農業總産值4536億 ，是1949年的9.7倍。同期中國人口從4.5億增長到近10億。工農業總産值按人均計算，從人民币100元增加到454元。這一人均增長大緻與二戰後世界平均水平相當，但與發展較快的國家和地區相比，特别是同日本和亞洲“四小龍”——新加坡、韓國和中國的台灣、香港地區相比，中國明顯落後了。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國領導人和人民群衆一緻希望加快國家現代化建設，決心改變差距日趨拉大的局面。這時的主、客觀條件已不同于以往。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在探索過程中，雖然經曆了嚴重曲折，但黨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取得的獨創性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為在新的曆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

二、改革開放的發展階段

從事曆史研究的人常說：曆史是凝固的現實，現實是流動的曆史。然而，凝固的與流動的，對觀察者和研究者來說畢竟有很大不同。改革開放是一個連續不斷的過程，而且是一段沒有完結的曆史，要做出合理的劃分并不容易。現在，學界還有不同看法，需要進一步讨論。

目前，在改革開放史研究中，比較細緻的劃分是把這個曆史過程分成以下六個階段：1、改革開放的醞釀和準備階段（1976—1978）；2、全面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的啟動階段（1978—1982）；3、改革開放的全面展開階段（1982—1992）；4、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階段（1992—2002）；5、建設全面小康社會階段（2002—2012）；6、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階段（2012—2022）。

這種階段劃分的辦法現在采用較多，但有三點需要注意：第一，現在通常把1978年底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作為曆史轉折的标志和改革開放的起點，講改革開放四十年并未包括上述第一階段。第二，上述各階段如何标示、主題如何概括才更準确，尚需進一步斟酌。例如，上述第四階段，自中共十四大起便稱為“新階段”，現如延用已不合适；但本文的标示僅突出了該階段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最重要的内容，而未能涵蓋如港、澳回歸和建立全方位對外關系格局等其他重要内容，亦有不足。第三，黨的十九大提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概念。這一新時代從黨的十八大之後開始，或将延續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以後。

從研究者的角度，筆者傾向于把上述六個階段兩兩合并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改革開放的醞釀和啟動，其間是曆史轉折的實現。這主要因為曆史轉折并非一下發生，不像一個銳角，而像一條抛物線，講曆史轉折事實上離不開對“文革”結束後最初兩年的記述，局部撥亂反正和一些改革嘗試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就已開始。第二階段是改革開放的全面展開與經濟體制轉軌。改革開放内容豐富，把階段劃分得粗些、長些，有利于更好地展示政治、經濟、外交、文化等各方面的發展及其相互間的配合，也有利于說明經濟體制改革從最初探索，到确定目标，再到基本實現轉軌的過程。第三階段是建設全面小康社會。這個階段尚未完結，許多方面的工作正在加緊進行，從曆史研究的角度做出總結和評價為時尚早。

三、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生的轉變

本文論述的重點放在三階段劃分法的前兩個階段。因為這兩個階段已過去近20年，經過曆史的沉澱，許多事情可以看得比較清楚。對處于現在進行時的第三階段，筆者将比較其與前面兩個階段的差異，提出一些需要思考的問題。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發生了令人眼花瞭亂的變化。梳理這個過程，可以看到有五個方面的轉變引導着整個潮流的發展，推動着中國現代化的進程。

（一）指導思想的轉變

改革開放所以能發生，是與黨的指導思想的轉變分不開的。在改革開放的醞釀和準備階段，發生了幾個重大事件：一是1978年春夏之交開始的關于真理标準的大讨論。這個讨論使思想解放成為潮流，使黨回歸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二是中外交流的恢複和開展。“文革”結束後，中國開始派遣代表團出國訪問，目的之一是學習外國現代化經驗。有人稱，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出國訪問潮，是近代以來國人第二次開眼看世界。三是1978年夏秋之際召開的國務院務虛會。這次會議讨論了實行改革開放的一些設想和措施。最後是當年年底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許多重大事項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讨論商定，在随即召開的三中全會上形成正式決議。上述事件為黨的路線轉變做了充分的思想準備。

在改革開放的起點，即1978年底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黨提出新的政治路線，放棄“以階級鬥争為綱”轉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個重要的轉變意味着中共明确了作為執政黨，其主要任務是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盡快改變國家貧窮落後面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這次全會之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加上鄧小平提出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堅持改革開放”，構成中共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的核心内容。

在改革開放啟動之際，一個重要方面是政治、思想和組織上的撥亂反正，而這是與總結曆史經驗教訓密切相連的。1979年國慶節前夕，葉劍英發表重要講話，代表黨中央對建國以來的曆史做了鄭重而初步的總結。不久，中央确定要寫一個新的曆史決議。經過反複讨論，1981年6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建國以來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主要内容有三點：一是對毛澤東的曆史地位作出評價，即功大于過；二是對毛澤東思想作了全面闡述，最重要的是把毛澤東思想定義為全黨智慧的結晶，同時把毛澤東的晚年的錯誤和毛澤東思想區隔開來；三是對建國以來的曆史作了鄭重的總結，特别是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概括起來，建國以後的教訓主要有三條：第一是革命勝利後，黨沒有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經濟建設上，仍然把開展階級鬥争作為主要任務，緻使政治運動不斷，黨的民主集中制度和國家的法律制度遭到嚴重破壞；第二，中國的計劃經濟體制缺乏效率，同時黨在經濟建設中急于求成，不重視經濟規律，多次出現嚴重失誤，導緻經濟發展大起大落；第三，國家長期處于封閉狀态，沒有跟上世界的發展步伐。這既有外部環境的客觀原因，也有自身主觀認識的局限。這個決議的通過，标志着撥亂反正的完成。對曆史經驗的總結非常重要，中國的改革以問題為導向，針對的是原有體制的弊端，而不是把原來的體制推翻。

1982年9月，中共召開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這次大會上，鄧小平提出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一概念強調，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不能照搬外國的模式和經驗，而必須根據本國國情，走自己的路。會議決定全面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包括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各個方面。在經濟方面，當時提出的目标是，到20世紀末國民經濟總量“翻兩番”，人均GDP達到800美元，使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以後又提出到21世紀中葉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這樣，改革開放就有了一個比較清晰的路線圖和時間表。

在這個路線圖和時間表形成的過程中，鄧小平的“小康”思想具有指導作用。1977年，黨的十一大會提出的目标是到20世紀末實現現代化。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已看清，這個目标屆時将無法實現。1979年12月，他在同來訪的日本首相談話時指出：我們要實現的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式的現代化，不是像你們那樣的現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 。這一“小康”思想體現了鄧小平大智慧：第一，這是一個緩沖，把不切實際的目标降了下來；第二，“小康”這一提法第一次把黨所主張的國家現代化大目标與老百姓的現實生活直接聯系在一起，小康是中國百姓對于美好生活的一種傳統向往與追求；第三，我國實現現代化的整個戰略步驟實際是按照鄧小平提出的“小康”思路來安排的。

（二）政治環境的轉變

中國的改革從一開始就包括經濟和政治兩個方面，兩者幾乎是同時啟動的。當時，人們首先感到的是政治氛圍的變化；經濟的發展，生活的改善則有一個過程。政治方面逐步推行的措施包括：

1、平反冤假錯案、解決曆史遺留問題。這兩件事的性質和涉及的人員範圍有所不同，共同的目的和作用是大規模調整黨内關系和社會關系。平反冤假錯案關鍵是糾正錯案，涉及的人員主要是“文革”及此前曆次政治運動中遭受錯誤批判的幹部、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等。解決曆史遺留問題的關鍵是不再搞“唯成份論”，其涉及的人員範圍更寬、數量更大，具體情況十分複雜。例如，為“地、富、反、壞、右”摘帽等。以往，“成份”和“出身”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着人們的前途和命運。上學、找工作都要講出身和成分，甚至要“查三代”。劃定成份長期不變且株連家屬子女，是造成“階級鬥争”擴大化的基礎之一。這種“成份”或“出身不好”所帶來的政治包袱有多沉重、多壓抑，對一個人的影響有多大，不是過來人很難了解和體驗。平反冤假錯案和解決曆史遺留問題的重大意義在于，打破原先按照階級、家庭出身和政治表現把人們分成不同等次的做法，使得每個人獲得了平等的公民權。

2、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體制。上世紀60年代，個人崇拜日趨嚴重，黨的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壞，形成一言堂，最終導緻“文化大革命”這樣全局性錯誤。有鑒于此，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即把健全民主集中制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并重新恢複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1980年，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恢複設立中央書記處，作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領導下的經常工作機構。當年8月，鄧小平明确提出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體制，以解決權力過分集中和領導人兼職過多的問題。在政治體制方面進行改革的探索由此展開，其宗旨是為了改善和加強黨的領導，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其長遠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備、富有效率、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

3、取消“文革”時建立的“革命委員會”，恢複各級人民政府。“革命委員會”是“文革”時期造反派奪權後建立的政權機構，其特點是黨、政合一。“文革”結束後，“革命委員會”的名稱得到延用，但由于各級黨委的恢複，其實際作用已相當于原先的各級政府。1982年憲法頒布實施後，“革命委員會”的稱謂逐漸廢棄，各級政權一律稱政府。這是黨和國家政治生活正常化的一個步驟和标志。

4、廢除“大躍進”時期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恢複鄉、鎮設置，逐步實行基層自治。1982年至1984年期間采取的這一措施打破了公社化之後農村形成的政社合一（實際是黨、政、生産管理三合一）的狀況。對于農村基層來說，這是一個重大變化。在人民公社體制下，公社、生産大隊和生産隊三級經濟組織實際是上下級之間的行政隸屬關系，農民沒有生産自主權，政社不分也削弱了基層政權機構管理行政事務的能力。改革初期，當全國農村普遍實行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後，人民公社的解體已不可避免，而廢除這一體制有利于鞏固和擴大農村改革取得的成果。農村基層自治是人民公社解體過程中農民群衆的創造，在寫入1982年憲法後逐步推開。與此同時，新中國成立初期建立的城市居民自治制度也有所發展。進入21世紀，基層自治制度正式成為中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

5、建立老幹部退休制度，按照“四化”标準啟用大批年輕幹部。新中國成立後，為一般職工建立了退休制度；但領導幹部特别是高級幹部沒有明确的退休制度，實際是終身制。“文革”結束後，讓一些年事已高，特别是文化水平較低、思想比較僵化的老幹部退出領導崗位，讓勝任改革、年富力強的人接班已刻不容緩。上世紀80年代初期，黨中央決定建立幹部退休制度，同時明确按照“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标準提拔年輕幹部，這樣就在總體上形成新、老幹部的有序交替。

6、改進和健全各級人大和政協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改革，在全國人大一級主要是賦予人大會常委員會更大的立法權，絕大部分法律由人大常委會通過即可生效，隻有特别重大的法律仍須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這就更好地發揮了人大的立法作用。同時，在全國人大陸續設立一系列專門委員會。在基層人大，主要是在縣一級設立常委會。這些改進加強了各級人大的作用。政協會議在“文革”結束後重新召開，強調共産黨和民主黨派要長期共存，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由此加強。以後，又把參政議政列入政協的主要職能。

7、加快制訂各項法律。中國的法制建設在“文革”中遭到巨大破壞。改革開放初期，加快制訂各方面的法律成為當務之急。人大法律委員會成立後，僅三個月時間就立法七部。其中，有的是“文革”前已制訂但未獲通過，有的為改革開放所急需。例如，為配合引進外資的需要，制訂了對外開放的第一部法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改革開放後制訂和通過的法律包括憲法及憲法相關法、刑法、經濟法、訴訟法、民商法等等，行政法、社會保障法、環境保護法等則出台較晚。其中，1982年憲法的制訂具有重要意義。這部憲法以1954年憲法為基礎，在内容和結構上做了一些調整。結構上的重要調整是把公民權力和義務這一章調整到國家機構一章之前。當時的考慮主要有兩點：一是突出國家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二是為了更好地體現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

事實上，政治方面的改革内容廣泛，有關的一系列舉措使得國家治理朝着民主法制的方向發展，并起到為經濟方面的改革清掃道路、創造條件的作用。如果沒有政治方面的這些轉變，經濟上的改革是難以推動的。

（三）經濟體制的轉變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最突出的特點是采取漸進方式，先易後難，逐步推進，并根據實踐的發展不斷調整思路。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是，這方面的改革從一開始時就有明确的對象，即計劃經濟體制；但最初目标并不明确，是對現行體制進行改良，還是最終抛棄它，一時尚無定論。

1、改革從調整開始，“對内搞活”與“對外開放”漸成一體。在改革開放啟動時，中國的基本經濟方針是“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當時的思路是“對内搞活”“對外開放”，改革和開放多少作為兩個領域被分别考慮。改革要解決的是國内經濟體制效率不高，缺乏活力的問題；開放則為打破長期形成的封閉狀态，發展對外經濟、貿易關系，開展科技、文化交流。然而，中國的實踐表明，内部的改革與對外開放難以分開。稍加留意就會發現，農村改革是純粹的中國特色，而城市改革則更多地與對外開放聯系在一起。經查閱，“改革開放”合并成一個詞，作為一個完整概念，實際是1983年下半年後才出現在報紙和中央文件上的。

2、經濟體制改革從城市起步，出人意料地在農村取得突破。新中國成立後，黨的指導思想是城市領導農村，最初設想的經濟體制改革也從城市着手。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中央在一些國企啟動改革試點，主要辦法是向企業放權，不再重複以往調整中央與地方關系的做法。但新嘗試效果仍然有限，原因是計劃經濟環環相扣，從體制的末端着手難以形成全局性突破。這時，農村出現了預想之外的情況。計劃經濟對農村的控制相對不那麼嚴密。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農村改革強調尊重農民的自主權。農民群衆就利用這一點突破了政策限制，開始嘗試各種形式的責任制，“大包幹”是其中最簡便的一種。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的實行極大地提高了農民的生産積極性，農産品數量和品種迅速增加，與此同時鄉鎮企業也開始發展，城市供應得到改善，整個經濟由此活躍起來。

3、建立沿海經濟特區，引進外國先進的技術、資金和管理經驗等。這是對外開放的重要舉措，深圳是最成功的特區。經濟特區的意義不單是開辟對外開放的窗口，更重要的是在具有一定規模的區域探索從計劃體制轉向市場體制的路徑，并具有示範和吸引效應。例如，深圳實行市場經濟後，吸引周邊地區農産品流入，不僅對周邊地區的物價産生很大影響，對周邊地區的計劃體制也形成很大沖擊。以後，對外開放逐步擴大，從沿海到沿江，再到内陸邊界口岸。

4、企業所有制結構的變化以及對計劃體制的沖擊。一系列改革的結果是使中國的經濟體制發生了重大變化。上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企業的所有制狀況已不同以往，原來隻存在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的情況被打破，出現了合資企業、外資企業、個體企業、民營企業、股份制企業和新的大集體企業等。這裡需要對新的“大集體”企業做些解釋。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大量知青回城，需要安排就業。為解決這一問題，政府不僅允許這些人自謀出路，而且要求街道、機關、學校、工廠都興辦企業。這些新建立的企業當時叫“大集體”。包括大集體在内的各種類型的新企業與原來的國營和集體企業最大的區别，在于它們沒有被納入計劃體制，必須自己找産品、找原料、找銷售渠道。換句話說，這些企業必須依靠市場生存。這樣，各種新型企業就在原有的計劃體制之外造就了一個市場，盡管這個市場還很不成熟，也沒有明确的合法地位，但它已經出現。

5、市場的複蘇與“雙軌制”的出現。新中國成立後，中國的經濟體制經曆了一個從半市場、半計劃轉向全面計劃經濟的過程；改革開放後，又經曆了一個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過程。比較這兩個過程，可以看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即這兩個過程經曆的環節大體相同，但排列順序相反。新中國成立後，經濟上采取的第一個措施是取消外彙買賣和股票交易，管控金融市場；随後是控制糧、棉等生活資料價格，同時為保障就業限制勞動力流動，之後是管控生産資料價格，最後是統一銷售渠道。這一系列措施導緻市場要素逐漸失去作用。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曆了一個反向過程。允許開辦農産品自由市場，意味着放松了對銷售渠道和生活資料價格的管制。那時，一個常見的現象是城裡人用糧票在自由市場上和農民換雞蛋。城市居民的副食得到改善，農民可以多吃些糧食。農副業生産發展了，農村出現富餘勞動力，鄉鎮企業興起，勞動力開始流動。以後，生産資料價格和銷售渠道逐步也放開。90年代初出現了證券和股票交易，金融市場也逐漸形成。到這時，市場經濟的基本要素都已具備。考察這一過程可以看到，中國經濟體制的轉軌在其最初階段更類似于一個自然曆史過程，而非精心的人為的設計。

這裡必須說明，經濟體制改革的最初思路是“計劃為主，市場為輔”，這并沒有跳出計劃經濟的範疇；但是客觀地看，這一思路在改革初期對于市場經濟的起步具有重要作用，因為它第一次給予市場以合法地位，雖然還隻是輔助地位。此前允許市場存在，通常是作為克服經濟困難的臨時性措施。一旦經濟形勢好轉就要取締市場，“割資本主義尾巴”。在新思路下，市場經濟雖處于輔助地位，但畢竟不能随意取締。市場經濟一旦達到一定規模，便會自行拓展生存空間， 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于是就形成了經濟“雙軌制”。

經濟雙軌制的出現，一方面是客觀發展所導緻，另一方面也有主觀選擇的推動。上世紀80年代初期，一些具有真知灼見的經濟學家已經認識到，中國的經濟改革必須以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為最終目标，但此後幾年的提法是建立“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還不敢捅破這層窗戶紙。一方面，這個問題争議很大，政治上很敏感；另一方面，要維持國民經濟的運行，不可能一下放棄計劃經濟體制，特别因那時中國還沒有建立社會保障制度。1984年，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議，明确提出“要突破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 。這意味着中國開始有步驟地推行雙軌制，以促進經濟體制轉軌。其辦法主要是讓那些不受計劃體制控制的企業優先發展，以培育市場的生成。這種體制外先行的做法也被稱作“增量改革”。

關于經濟雙軌制的利弊，無論當時還是現在都有很多讨論。然而，以回顧的眼光看，實行雙軌制是中國經濟體制轉軌的中心環節，中國漸進式的經濟改革能夠成功，恰恰是因為有雙軌制作為過渡。我們今天評價雙軌制，不能局限其本身的優劣，而要看其在改革過程中的作用。其實，所有政策和措施都是有成本的，無非是成本高些或成本低些。同時，再好政策和措施實行一段時間之後也會帶來新問題，需要新的解決辦法。

6、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加入世貿組織。80年代後期至90年代初期，中國經濟改革探讨的兩個主要問題是：如何與世界經濟接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應以什麼為目标？在幾經争執之後，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定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标志着中國最終放棄了以單一所有制為基礎的計劃經濟體制。到20世紀末，中國基本完成了經濟體制的轉軌。中國政府的職能也有所調整，以适應經濟體制的變動。2001年，中國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正式成員國。

考察上述曆史過程，可以看到中國經濟政策的調整和體制轉變，與中國經濟的增長和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是互相促進的。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21世紀前十年，中國經濟上了三個台階，都與中國經濟體制的變化、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關聯度的提高分不開。

（四）外交政策的轉變

中國的改革開放能夠順利展開，一個重要條件是有利的外部環境，而外部環境的變化又與中國外交政策的調整分不開。打倒“四人幫”後不久，葉劍英元帥在外交部的一次講話中提出，現在我們執行的是“周總理的外交路線”，而沒有再提 “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線”。這一提法的變化反映了外交政策的調整已經開始，突出了将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與各國發展關系。鄧小平複出後主持外交工作，他所确立的對外戰略和政策主要有五點：

1、明确了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務是配合黨和國家的中心工作，為現代化建設營造有利的外部環境。這是外交工作指導思想的重大變化。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中日簽訂和平友好條約、中美正式建交是兩個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奠定了改革開放所需良好外部環境的基礎。

2、對國際形勢作出新判斷，提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面臨的兩大問題。這個判斷是逐步形成的。20世紀60年代末的判斷是戰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70年代末的判斷是世界大戰可以推遲，要搶時間搞建設。1985年，鄧小平提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問題 。這一判斷是經過長期觀察得出的結論。現有人誤以為，作出和平與發展的判斷是實行改革開放的前提；而實際情況是改革開放的決策在先，得出和平發展的判斷在後。然而，有了這個新判斷，中國便可以放手實行改革開放，它對改革開放的順利推進具有多方面影響。

3、放棄“一條線”戰略，向“全方位”發展。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延續了“文革”後期毛澤東提出的聯合美歐日等國反對蘇聯擴張主義的“一條線”戰略；但着眼點已不限于國家安全，而更多考慮有利于現代化建設的需要。上世紀80年代初，由于中美建交後美國國會通過“與台灣關系法”，中國有意識地拉開與美國的距離，有步驟地使對外關系格局朝“全方位”發展，即建立比較均衡的對外關系。這既包括大國關系、周邊關系、同第三世界國家關系和多邊外交四個方面的均衡，也包括各方面内部的均衡。需要指出，在對外關系格局調整的過程中，鄧小平的處理穩妥而智慧。他始終強調，中美關系是大局；對于中蘇關系的改善，他高度重視，并巧妙地把控節奏。這個過程曆時十年，中蘇關系逐步走向正常化，同時中美關系也一直保持穩定。回過頭來看，這是中美關系最好的時期，而中蘇關系的正常化也為此後中俄關系的順利發展奠定了基礎。這些都對中國的發展十分有利。

4、重新闡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其實，早在1955年的萬隆會議上，周恩來總理就将中國的基本外交政策概括為“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文革”結束後，中國外交經過一系列調整，于1987年将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歸納為十個方面 。主要是：中國外交工作的根本目标是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發展各國友好合作和促進共同經濟繁榮；中國主張世界所有國家不論大小、貧富、強弱一律平等；中國堅持獨立自主，實行真正的不結盟政策，對一切國際問題都根據其本身的是非曲直決定自己的态度和對策；中國屬于第三世界，等等。這意味着與改革開放相配合的外交政策形成體系。

5、沉着應對國際形勢的大變局，提出正确處理内政與外交關系的原則。上世紀90年代初，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冷戰結束。當國際格局發生重大變動時，中國面臨着巨大壓力。此時，鄧小平提出“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着應付、韬光養晦、善于守拙、決不當頭、有所作為”的戰略策略方針 ；同時，明确了在處理内政與外交的關系時，首先要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中國因而避免了重回意識形态鬥争老路的危險，并成功打破西方國家的制裁，恢複和穩定了與西方國家的關系；同時，實現了與所有周邊國家建交，與中東地區國家關系取得重大突破。實踐證明，鄧小平提出的這一系列方針是極其睿智的，保證了中國的和平發展。

總體來看，這一時期中國實行的外交政策，不僅為改革開放的順利進行營造了有利的外部環境，而且經住了國内政治風波和國際格局大變動的嚴峻考驗，保持了連續性，取得巨大的成功。世紀之交，中國建立起全方位、多層次的對外關系格局。

（五）中國社會結構和思想觀念的轉變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明顯變化。中國出現了許多新的階層，城鄉人口可以自由流動，城市居民也

再附屬于單位。與此同時，在與世界的聯系日趨緊密，在利益多元化的情況下，人們的思想觀念也明顯改變，思想不再簡單一緻。這兩方面的變化十分複雜，也難以簡單評價。可要肯定的是，這兩方面的變化不是也不可能預先設定，而是伴随着經濟增長和現代化進程必然發生的，因而其影響也更深刻更長遠。

四、改革開放順利推進的經驗

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改革開放至21世紀初期是相當成功的，但并非一帆風順。事實上，改革開放自始便處于不斷的探索之中，其推進的過程就是直面問題，尋求解決辦法，不斷克服困難的過程。

關于改革開放的經驗已有很多總結，最根本的一條是堅持黨的領導。這一條之所以成立、所以重要，是因為黨在長期社會主義建設中積累起深刻的經驗教訓，有經驗豐富、眼光遠大、富于智慧的領導集體，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制定了正确的戰略，并與時俱進根據新的實踐形成了一系列指導思想，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筆者在改革開放史的研究中，有以下五點感觸較深，願在這裡提出以供參考：

（一）看準方向，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

上世紀我國改革開放有兩段時間面臨的困難最為突出。第一次是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當時，中國既要解決十年“文革”造成的種種問題，又要探索新路，很不容易。最初的成功突出表現一面撥亂反正，一面啟動改革開放，結束過去，開辟未來，不幾年就走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與此形成對照，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改革相繼失敗，出現社會動蕩後十幾年都難以穩定。

第二次是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這次困難的産生既有内部經濟、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外部環境變化産生的沖擊和壓力。能夠克服第二次困難，關鍵在于中央明确提出“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一心一意做好自己的事”。對内，在穩定政局之後，采取進一步改革措施，如大力改善黨的領導、開發浦東、建立證券市場等，最重要的是确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标。對外，既頂住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壓力，鬥而不破，又積極拓展與周邊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的關系。内外兩方面措施都收到超出預期的良好效果。

除應對得當之外，克服這次困難還有内外兩方面基礎。在國内，主要是改革開放已使大多數人，特别是農民和工人受益；同時親曆“文革”的幹部群衆對那十年記憶猶新，不願國家再次陷于動亂。在國際，中國的改革開放使許多的國家、特别是發達國家受益，它們也不願中國倒退和閉關，而堅持制裁隻會使中外雙方的利益都受到損害。上述種種因素構成的合力，使中國在較短時間内扭轉局面，成功地把改革開放推進到21世紀。

（二）以凝聚人心和共識的口号為引領，形成各方面互相配合的改革戰略

自上世紀80年代起，“改革開放”“翻兩番”和“小康”是最鼓舞人心、令人印象深刻的口号。這三個口号不僅是概念，而且有深刻内涵。“改革開放”提出實現變革的路徑，“翻兩番”和“小康”提出中期和長期的奮鬥目标。鄧小平提出的“小康”标準，不僅指導我國制訂現代化戰略規劃，也把國家的現代化目标與普通百姓的生活直接聯系在一起，從而調動起廣大人民群衆的積極性。

改革開放全面展開後，很快形成各方面相互配合的戰略。其突出特點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改革以經濟體制為重點，很快使人民得到實惠；同時，圍繞加快經濟發展的需要，形成政治、外交、軍事、文化，以及按“一國兩制”方針推動國家統一大業等各方面的戰略配合。各個方面能夠協同一緻的關鍵，在于準确判斷國際形勢，妥善處理内政和外交的關系，堅持首先做好自己的事，不扛旗、

當頭，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

（三）改革采取漸進方式，以雙軌制和增量方法實現體制變革

中國的改革開放之所以比較順利、比較成功，一個重要原因是采取漸進方式。漸進式改革最引人注目的是在經濟體制方面，但事實上各方面的改革都如此。例如，政治方面，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以建立顧問委員會為過渡；對外開放，從特區開始，由沿海到沿江，再到内陸；其他如科技、文教、醫療等方面的改革也是逐步推開的。

漸進式改革有三個突出特點：一是先易後難，首先清掃外圍，最後攻堅；二是以點帶面，先試點，再推開；三是以“雙軌制”過渡，逐步完成新舊體制的交替。經濟體制改革是漸進式改革的典型。考察這一過程，實際是在直接對計劃體制進行改革困難重重的情況下，采取了體制外先行的策略，即通過為新興的個體企業、鄉鎮企業、民營企業、合資企業、外資企業等計劃外企業提供優先發展的便利，形成局部的市場經濟，并不斷将其做大，使之在全局中占有一定優勢；然後，再實行國企攻堅改革，以此實現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這種方法被經濟學家稱為“增量改革”。

漸進式改革或增量改革的優點，在于極大地減少了改革的阻力和改革可能帶來的社會震蕩，有序實現從舊體制向新體制的轉軌。需要指出的是，作為漸進式改革重要手段的“雙軌制”，隻能作為過渡措施而不能長期維持，如不能适時實現并軌，其所必然帶有的不平等或不公平就會固定化，造成新的社會問題。

（四）在改革進程中形成中央、地方和基層的良性互動，擴大決策的參與範圍提升科學性

在改革過程中，中央、地方和基層之間的良性互動，是一個突出的現象，也是一條重要的經驗。例如，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的出現、經濟特區的建立、股份制企業的發起、證券市場的建立等等，都是先由基層或地方試行或提出，再經中央認可或批準，進一步試點然後推開。這些都是上、中、下層之間互動的結果，而類似的事例不勝枚舉。

這種互動的突出特點是，中央的決策與各地、各部門和基層群衆的首創精神前所未有地緊密結合在一起。沒有中央正确的決心，中、下層的首創精神将無以發揮，而沒有來自中、下層的首創精神和實踐，中央将難以形成正确的決策，提出行之有效的政策。促成這種良性互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衆多專家、學者的參與，其作用是在上、中、下層之間傳遞信息，為中央和地方的決策提供咨詢，并參與各層次改革方案的制訂和實施。決策圈的擴大提升了決策的科學性。這種互動使得各個方面的積極性都被調動和發揮出來。

（五）較好地處理了改革、發展、穩定三者之間的關系

從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看，改革、發展、穩定這三者的關系是辯證的與動态的。改革的目的是為了加快發展，而改革與發展又需要一個相對穩定的環境；同時，改革自身帶有風險，改革與發展也勢必會打破原有的平衡，産生不穩定因素；但是，如果把穩定置于首位，阻礙改革與發展，最終将會導緻更大的不穩定。

處理這三者關系的基本邏輯是，通過改革帶動發展，當因改革和發展導緻新的不穩定因素出現時，必須及時通過進一步的改革措施加以消除。例如，國企改革造成了大批職工下崗，為解決這一問題又促成加快建立社會保障體系，這又是一項新的改革。事實上，改革和發展帶來的不穩定，主要是由于利益格局的變化所引起；因此，處理好這三者關系的核心在于如何能使人民大衆共享改革成果。在改革初期，人們對分享改革成果的關注主要在經濟方面；而随着改革的深入，對改革成果的分享将不僅限于經濟方面，還必然包括平等享有各方面的權利，實現社會的公平與公正。

五、中國面對新挑戰

當21世紀來臨之際，中國出現了一個口号“新世紀、新階段”，其含意是改革開放即将進入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階段。當時，人們還沒有意識到，這個新階段雖然與前一階段是連續不斷的過程，但它們面臨的問題和任務将有很大不同。

（一）改革開放在世紀之交前後的差異

簡單說，20世紀後期開始的改革開放是在新中國30年形成的政治經濟制度和建設成就的基礎上進行的；那時所面對和需要解決的問題，無論政治方面還是經濟方面，也是在那30年所積累起來的。

進入21世紀之後，中國保持強勁的發展勢頭，到2010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與此同時，一系列新挑戰也迎面而來。這時中國面對的問題，主要已不是改革開放之初所面對的那些老問題，而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所帶來的新問題。這些問題或是新體制不完善、不健全所造成的，或是此前的改革尚涉及不多的，或是經濟現代化“起飛”階段過後才會出現的。

可以說，世紀之交前後，中國面臨的問題不同，其産生的根源不同，要解決這些新問題需要有新的觀察、新的思路、新的探索和新的實踐。

（二）國内經濟社會發展面對的挑戰

從中國内部的情況看，這一挑戰主要來自五個方面：

1、健全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成為深化改革開放的當務之急。當前階段，改革開放要解決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已不是舊的計劃經濟體制帶來的問題，而是在經濟體制的轉軌基本完成之後，如何使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盡快健全和完善的問題。這個問題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就已明确提出，2013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對此提出一系列具體要求和措施；然而，落實這些舉措，解決這個問題并不容易。

2、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階段已經結束，開始進入高質量增長階段。近年來，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已明顯下降，這多少在意料之中。以往，關于現代化研究，比較注重經濟“起飛”階段，而對“起飛”過後如何轉入平穩爬升則缺乏研究。從世界各國的經驗看，這兩個階段的轉換是重要環節，如能在後一階段保持經濟的适度增長，就能比較順利地完成現代化；否則，有可能掉入所謂的“拉美陷阱”。

3、在經濟發展之後，财富的掌握和分配問題日益突出。近一、二十年以來，随着經濟的發展，社會貧富分化加劇、利益集團出現和腐敗滋生，這一問題更趨敏感。可以說，這既是新問題，也是老問題。說其是新問題，因為它是在中國實行市場經濟後出現的，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各國普遍面臨的；說其是老問題，因為它是中國曆朝曆代都未能解決的。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缺乏有效防範腐敗的機制。傳統的辦法有兩個：一個是重農抑商，另一個是平均主義。然而，這兩個辦法不僅阻礙發展，最終仍不能避免腐敗。今天解決這一難題，需要的不僅是反腐的決心和力度，更重要的是要在抑制腐敗和保證社會公平方面有符合國情的制度創新。

4、在經濟高速發展的過程中積累的一系列問題亟待解決。諸如環境問題、資源問題、産業結構問題、城市化問題、就業問題、人口老齡化問題等。這些問題，發達國家在曆史上也曾遇到，但由于它們現代化的過程相對漫長，這些問題遞次出現，可以遞次解決。而在中國，這些問題由于現代化的高速發展而被擠壓到一起，增加了解決的難度和緊迫性。其困境在于，為解決某一問題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有可能對其他問題的解決産生不利影響。這使得現階段中國的改革必須更注重頂層設計、更加周密，對所采取的政策措施效用的限度和可能帶來的副作用有更清醒的認識。

5、在利益多元化的情況下，凝聚改革共識，實現有效治理要比以往複雜得多。現在中國所要應對的情況，所需考慮的問題，包括内部的和外部的，遠遠超過改革開放初期。深化改革開放，不僅要看準方向，還必須兼顧各方的利益，統籌協調，凝聚共識；如此，才能調動和發揮各個方面的積極性，形成推動經濟、社會不斷向前發展的合力。

上述這五個方面的挑戰，意味着從治國理政的角度看，黨和政府要集中精力，從謀求經濟的高速發展轉變為引領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黨的十九大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判斷。為應對這些挑戰，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方針、政策、措施，正在取得成效。

（三）外部形勢變化帶來的挑戰

除應對國内的挑戰之外，還必須應對外部形勢的挑戰。近些年來，由于種種原因，中國的外部環境出現了一些令人警覺的變化。最近，有關讨論很多。這裡，筆者僅就如何看待形勢的變化和中國在應對這些變化時自身應注意的問題談幾點看法：

1、改革開放使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出現了重大變化，中國因素在國際形勢發展中所占權重已大為增加。從中外關系的角度看，重大變化有兩點：第一，中國與世界已經被前所未有的緊密聯系在一起了；第二，中國已成為當今世界最重要和最引人關注的變量。這兩點變化對中國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受制約的一面。這種變化的出現是一個互動過程。改革開放開啟了中國自覺融入國際社會的進程，同時，中國的改革開放也受到世界各國的歡迎與贊助。中國經濟因此迅速增長，并為世界的穩定和繁榮提供了新的動力。随着中國綜合國力的提升、特别在2010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之後，中國具備了前所未有的影響和塑造世界的能力，而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期望與擔憂也與日俱增。

2、中國現正面臨外部環境趨緊的态勢，這種态勢在短期内不會改變。中國強大了，但面對的外部環境更為複雜。曆史地看，外部安全環境趨緊是一個大國成長的必經階段。現實地看，這是由雙重因素引起的：一方面，冷戰結束後國際政治經濟體系正經曆廣泛而深刻的變動；另一方面，中國改革進入關鍵階段，内部矛盾和困難凸顯。這種内外因素的重合，加之經濟全球化和信息化時代的到來，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将處在一個敏感時期。外部世界會高度重視中國内政和外交動向，不斷判斷中國的能力和意圖，并采取應對措施，中國承受的外部壓力将逐步增大。事實上，這種外部環境趨緊的态勢自上世紀90年代初即開始，到現在已有二、三十年，可能還将持續二、三十年。

3、在這個比較敏感的階段，中國在處理對外關系時必須注意目标、實力和手段的平衡，對自身的長處和短處有清醒的認識。中國的目标是明确的，為“兩個一百年”所概括。中國當前的國際地位，簡單說就是一個新興大國，國際影響顯著增加，經濟總量已達到世界第二，但其他許多方面與發達國家還有不小的差距，要成為一個成熟的大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中國的短闆有這樣幾點：（1）現代化還沒有完成，人均GDP和人均資源占有率很低，在重要領域掌握的核心技術有限；（2）國家統一還沒有完成，台灣問題的解決尚須時日；（3）我國奉行不結盟政策，沒有盟國，在處理國際事務時可直接調動的國際力量和手段不足，在制訂國際規則方面話語權有限；（4）作為後來者參與大國博弈的經驗還有待積累。還有一點并非短闆但很重要，即在當今世界大國之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最為獨特的。

4、應對國際形勢的變化需要改換思維方式和立足點，善于換位思考，以提高預判和應變能力。以往，在分析國際形勢和制訂外交政策時，我們的思維習慣于先國際再國内，看一步，走一步。現在，随着中國綜合國力的大幅增長，世界許多國家在處理重大事務時，往往要先看看中國如何再決定本國的态度和政策。這是一個重大變化。把自己作為一個重要變量，恰如其分地擺到國際關系中去，我們對此還不很适應。這一變化要求我們在分析和判斷國際形勢時，既要立足中國看世界，也要學會從世界全局看中國。同時，這一變化也要求我們在制訂對外政策、采取對外行動時能夠預估外部世界的反應，多設想幾種不同的可能，多想幾步棋，謀定而動。而做到準确預判的關鍵是學會換位思考，而非一廂情願。

5、需要化解中國崛起帶來的沖擊，逐步解決中國與世界在體制上兼容的問題，以推動全球治理體系的變革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立。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大國迅速加入世界現代化行列，這在人類曆史上是空前的，對現存世界體系的沖擊也是前所未有的。随着中國的發展，中外之間出現了一些結構性矛盾，彼此間競争加劇。這種情況不僅存在于中美之間，事實上也存在于中國與其他發達國家之間，存在于中國與鄰國和一些第三世界國家之間，隻是側重和程度不同。中國改革開放進入深水區，其深刻的涵義在于不僅要解決中國内部的體制問題和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問題，還必須化解中國所形成的巨大經濟體量對現存國際政治經濟體系産生的沖擊與矛盾。上世紀80年代，中國内部熱烈讨論的一個問題是如何與國際接軌。如果說那時形成的是中外接軌的2.0版本，現在則需要建立一個新的3.0版本。其要義是避免惡性競争導緻對峙與沖突，實現公平有序的競争加全球重大問題上的繼續合作。

6、必須培養健全的國民心态。中國通過四十年的改革開放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今後一個較長時期，中國最大的機遇就是國際格局尚未定型，國際形勢趨于動蕩，各國都面臨許多問題，相比之下中國的狀況是好的，而且我國參與國際事務的能力大大增強。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必須保持謹慎、平和的心态，增加自身的透明度和親和力，争取廣泛的國際合作。此時，最應避免的是自負的大國主義。毛主席說：“謙虛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

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如何韬光養晦練好内功，對外有所為有所不為，為實現國内目标的創造有利的外部環境，堅持走和平發展之路，将是對中國外交和中國智慧的考驗。

（四）兩個需要關注和思考的問題

兩個需要關注和思考的問題：一是如何建立節約型的現代化社會，二是如何通過進一步的改革實現制度穩定。

中國人口衆多，從發展的角度看不僅需要創新生産方式，還需要創新生活方式。儉樸是中國的傳統美德，而全球資源的有限性已決定了西方的現代化生活方式不具普遍性。中國如能依靠有限的資源、在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上使衆多人口過上現代化生活，将是中華民族對人類社會發展的最大貢獻，因為美好生活方式是人們最樂意仿效的。

完善和穩定經濟政治制度是中國改革大課題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也是在基本實現現代化時所要達到的既定目标之一。從系統論的角度看，這意味着制度體系的大系統已基本穩定，而各子系統遇到問題時具有自動調節功能。而我國現在的改革還處于一動往往須從上到下全動的狀态。改革開放進行到現階段，頂層設計必須更多地考慮這方面的問題。從世界曆史經驗看，一個政黨對一個民族和國家的最大貢獻，莫過于為本民族和國家創造一個穩定的、有利經濟和社會持續發展的政治制度。

（作者：章百家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