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新中國史（三） 新中國七十年的主線和成就：解放和發展生産力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來，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奮發圖強，經過幾代人的努力，經曆了由“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三次曆史性飛躍，而這三次曆史性飛躍，同時也是解放和發展生産力的飛躍。中國已經由一個落後的農業國，轉變為工業門類最齊全的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進入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并正在向着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邁進。貫穿這個偉大曆史進程的主線和亮點，就是中國共産黨始終不渝地以解放和發展生産力為最根本任務。

一、新民主主義革命：解放了生産力

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嚴重束縛了生産力發展。中國共産黨代表先進生産力的發展要求，帶領廣大人民創建了新民主主義制度，解放并迅速恢複了生産力。

（一）舊中國生産力發展受到嚴重束縛

1840年鴉片戰争之後，世界資本主義列強用炮艦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中國被動地卷入了資本主義全球化浪潮，一方面，中國一步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另一方面，中國也開始了由傳統農業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的轉型，開始了步履蹒跚和艱辛的工業化。在中國共産黨誕生之前，中國民主革命是由資産階級領導的，雖然推翻了帝制，但是革命并沒有成功，沒有為社會生産力的發展掃除内外障礙，而是陷入了外受帝國主義侵略壓迫、内受軍閥混戰禍害的苦難深淵。1921年中國共産黨的成立改變了中國民主革命的領導力量，中國的民主革命從此開始沿着真正徹底解放社會生産力的道路發展。當時中國還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大國，阻礙生産力發展的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

半殖民地的社會性質決定了中國經濟無力抵禦外部沖擊。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爆發，西方國家紛紛放棄金本位制，貶值本币，以鄰為壑。中國則成為資本主義國家“過剩”産品的傾銷市場。1933年，中美簽訂“棉麥借款”協定，美國政府貸款5000萬美元給中國政府，要求中國以4000萬美元購買美國棉花，1000萬美元購買美國小麥及面粉，所購棉麥隻能在中國銷售。棉麥湧入中國市場，給國内農民和糧食廠商造成緻命沖擊。借款消息一出，棉花價格立即每擔下跌了四五元；河北巨鹿縣的百餘家土布商，到1935年隻剩十餘家，也都即将關門；福建漳浦産糧區輸出路絕，“積谷有腐朽之慮，而農村的經濟，亦足破産”。

國際金融市場對舊中國生産力的沖擊更甚。1934年，美國通過“白銀法案”，在國内外高價購買白銀，引發中國白銀外流。當時仍采取銀本位制的中國，立即陷入通貨緊縮，物價水平暴跌，金融市場崩盤，民族工業衰退。

半封建的社會性質決定了政府無法解放生産力。由于國民黨右派在大革命時倒向大地主、大資産階級和帝國主義，南京國民黨政府始終無法有效推行解放生産力的政策。在農業領域，國民黨放棄了孫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甚至僅具改良性質的“二五減租”都遭到了地主階級和國民黨内地主勢力的強烈抵制，更遑論徹底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在工商業領域，南京國民黨政府以實行孫中山提出的“節制資本”為名，迅速擴張官僚壟斷資本，使其成為壓迫民族工商業和掠奪人民的工具。1931年至1936年，中國的消費率和投資率依次為104.1%和-4.1%、97.5%和2.5%、102.0%和-2.0%、109.1%和-9.1%、101.8%和-1.8%、94.0%和6.0%。6年中投資率有4年為負數，這也說明國民黨政府在推進工業化方面乏善可陳。加之國民黨内派系林立、吏治腐敗，國家資本完全蛻變為少數官僚集團攫取國民财富的工具。抗戰勝利後，南京國民黨政府又借沒收日僞财産之名和低價兌換僞币的方式，掠奪原淪陷區民族資本和人民的财富，嚴重傷害了民族資産階級。而官僚資本更加膨脹，壟斷了國計民生的重要行業，農業和民族工商業則“百業凋敝”，以至出現“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的歌謠。由于國民經濟凋敝，解放戰争時期，南京國民黨政府變本加厲地繼續實行抗戰以來的通貨膨脹政策，通過惡性通脹洗劫了城市市民的财富（廣大鄉村甚至被迫退回到“實物交換”），徹底失去民心的國民黨最後敗退台灣。人民解放戰争的勝利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結束了民國以來社會生産力停滞的曆史（根據安格斯·麥迪森的估算，1913年至1950年期間，中國内地GDP年均增長率為-0.02%，而同期世界GDP的年均增長率為1.85%）。

（二）土地改革解放了農業生産力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中國共産黨接手的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廣大農民在封建土地制度下過着“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日子。20世紀30年代，社會學家費孝通在農村調查後指出：“中國農村的基本問題，簡單地說，就是農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維持最低限度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國農村真正的問題是人民的饑餓問題。”毛澤東在《尋烏調查》中也指出：“我就是曆來疑心别人的記載上面寫着‘賣妻鬻子’的話未必确實的，所以我這回特别下細問了尋烏的農民，看到底有這種事情沒有？細問的結果，那天是三個人開調查會，他們三個村子裡都有這種事。”

美國政府也認為中國共産黨不能解決人民的吃飯問題。1949年7月，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關于送呈《美國與中國的關系》白皮書緻總統杜魯門的信中說：“在形成現代中國之命運中，有兩個因素起了主要的作用。（第一個因素）是中國的人口，在十八、十九世紀增加了一倍，因此對于中國成為一種不堪重負的壓力。（近代史上）每一個中國政府必須面臨的第一個問題，是解決人民的吃飯問題，到現在為止，沒有一個政府是成功的。”

沒收封建地主土地歸農民所有、實現“耕者有其田”是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務之一，也能為中國的生産力發展掃除封建障礙。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土地改革迅速在全國推行。約占全國農民總數2／3的新解放區實行了徹底的土地改革。通過沒收地主土地歸農民所有，約有3億多農民獲得了4666.7萬公頃的土地和其他生産資料，免除了每年向地主繳納的約3500萬噸糧食地租，真正實現了“耕者有其田”，中國農業徹底從封建土地關系的束縛中解放出來。

土地改革創造了農業經濟恢複發展的奇迹。曆史上，長期戰亂後的農業恢複往往需要30年左右的時間，而我國隻用了3年，就使農業生産力基本恢複到曆史最高水平。1949年至1952年，農業總産值增長48.59%，糧食總産量由11318萬噸增至16392萬噸，棉花總産量由44.4萬噸增至130.4萬噸；與解放前最高年份相比，1952年的糧食産量比1936年增加了9.3%，棉花産量比1936年增加了53.6%，大牲畜年底頭數比1935年增加了6.9%。

（三）沒收官僚資本和民主改革解放了城市生産力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城市經濟面臨物資短缺、投機盛行、物價飛漲的局面。為此，政府果斷禁止銀元、外彙投機，利用國營商業渠道，秘密調運和集中抛售物資，輔之以緊縮的貨币政策，一舉擊潰了投機資本，平息了長期肆虐中國的通貨膨脹。随後，中央政府開始統一财經，平衡财政收支，同時調整工商業，通過加工訂貨、工業品下鄉和收購農村土産等政策，活躍了城鄉經濟，使國民經濟在1950年下半年恢複繁榮。短短一年時間，中國共産黨充分彰顯了經濟治理能力，回應了“共産黨軍事100分，政治80分，經濟0分”的質疑。

與國民黨不同的是，中國共産黨具有高度的組織紀律性和犧牲奉獻精神，通過沒收官僚資本建立起來的國營經濟，與其他經濟成分一道發揮出了協同優勢，不僅促進了國民經濟迅速恢複，而且兼顧了“邊打、邊穩、邊建”的目标。新投資的國有資産迅速增加，在規模上直追沒收的官僚資本。根據1951年至1952年底全國清産核資結果，國營企業資産重置價值為191.61億元，除去基本折舊61.75億元後，餘值為129.86億元。而1949年至1952年，在民主革命和抗美援朝戰争的艱苦條件下，國家每年仍拿出一定資金進行基本建設，三年财政撥款86.21億元，完成投資額78.36億元。這些投資一部分用于加強金融和貿易，另一部分則投向工業、交通、水利為主的基本建設。新建了阜新海州露天煤礦、山西榆次經緯紡織機械廠、成渝鐵路等14個限額以上建設單位，完成了荊江分洪工程，開始了根治淮河，恢複、擴建了鞍山鋼鐵基地和整個東北工業基地，還建設了一批中小企業。

在微觀層面，民主改革成為這一時期解放生産力的重要舉措。在舊中國處于統治地位的官僚資本企業，普遍存在着“裙帶關系”“化公為私”“中飽私囊”等腐敗問題，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甚至存在着利用反動會道門等組織壓迫工人的現象。私營企業中也存在着一些封建殘餘，例如“把頭制”“包身工”等，極大地阻礙了城市經濟的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沒收官僚資本的同時，國營和私營企業中普遍開展了民主改革，使工人的政治地位發生了根本性改變，勞動條件和收入也大大改善，極大地調動了工人階級的積極性，解放了生産力。在“依靠工人，搞好生産”理念的指導下，工業企業的勞動生産率大大提高。國民經濟恢複時期，國營、公私合營和合作社營工業勞動生産率提高66.3%，平均每年提高18.5%。其中國營、公私合營企業每個工人平均生産總值為：1949年4839元，1950年6037元，1951年7087元，1952年8049元。在國營工業總産值的增長額中，有52.8%是依靠提高勞動生産率實現的。設備利用率也有顯著提高，1949年至1952年，發電設備利用率由26.3%升至42%，煉鐵設備能力利用率由31.6%升至84.4%，煉鋼設備能力利用率由24.9%升至58.6%，棉紡機時間利用率由58.2%升至94.2%。

在新民主主義制度下，工業生産迅速恢複。和解放前最高年産量相比，1952年的電力産量增加了21.9%，原煤增加了2.7%，原油增加了36.3%，生鐵增加了5.5%，鋼增加了46.1%，金屬切削機床增加了154.8%，水泥增加了24.8%，棉紗增加了47.8%，棉布增加了98.3%，汽車外胎增加了456.2%，紙增加了125.3%，卷煙增加了12.1%。

此外，在國民經濟恢複的同時，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了祖國大陸，清除了肆虐千年的匪患；中朝軍隊将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從鴨綠江邊打回到三八線，并于1953年7月簽訂了停戰協定。這些為生産力發展創造了較為安定的國内國際環境。

二、實行計劃經濟：跳出“貧困陷阱”和突破重工業瓶頸

國防安全和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促使中國選擇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工業化戰略。伴随“一五”計劃的實施，中國建立了單一公有制的計劃經濟體制，從而在确保人民基本生活的前提下，集中資源進行工業化建設，一舉跳出了“貧困陷阱”，為生産力加速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确實存在着“貧困陷阱”

落後國家要想通過工業化實現富強，第一步就是跳出“貧困陷阱”。所謂“貧困陷阱”，是指處于貧困狀态的個人、家庭、群體、區域等主體，因貧困而不斷再生産出貧困、長期處于貧困的惡性循環中無法自拔。發展經濟學家納克斯考察發展中國家長期貧困根源，提出了“貧困的惡性循環”理論。他認為，發展中國家存在“低收入—低儲蓄水平—低資本形成—低生産率—低産出—低收入”的惡性循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正處于“貧困陷阱”之中。1952年底，民主革命任務基本完成，國民經濟也得到恢複。1953年，中國轉入大規模經濟建設。此時的中國依然是一個以傳統農業為主的經濟落後國家。1952年中國才有了比較完整準确的統計數據，當年中國三大産業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分别為50.5%、20.8%和28.7%；就業人數占比分别為83.5%、7.4%和9.1%。在農業領域，人均生産資料非常缺乏。據1954年國家統計局的調查，全國農戶土地改革時平均每戶擁有耕畜0.6頭、犁0.5部，多數農戶從事以家庭為單位的經營都很困難。在正常年景下，每到青黃不接的春季，全國尚有2000萬以上農民缺少口糧。在工業領域，主要工業品總産量和人均産量均遠遠落後于世界平均水平。1952年，中國的人均鋼、煤炭、原油、電力産量分别為2公斤、115公斤、0.8公斤和13度；而世界平均水平分别為82公斤、724公斤、242公斤和448度。生産力落後導緻中國的資本嚴重短缺。1952年，中國的GDP僅為人民币679億元，人均119元；年末全國城鄉儲蓄存款8.6億元，人均1.5元；國家外彙儲備僅有1.08億美元。

這種積累能力極低和剩餘高度分散的情況，使得成立之初的新中國處于“貧困陷阱”。正如毛澤東在1954年所說：“現在我們能造什麼？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要跳出“陷阱”，唯有集全國之力，将有限的資源最大限度地動員到工業建設中來，這是生産力發展的必然要求。

（二）國家安全需要優先快速發展重工業

在工業化的具體路徑上，黨内主持實際工作的同志最初傾向于按照“農、輕、重”的順序發展，既可以改善人民生活，又有投資少、收益高的優勢。

但是，朝鮮戰争的爆發迫使我國選擇了重工業優先發展的道路。1952年，美國鋼、煤、原油、電力的産量分别為中國的62.6倍、7倍、703.3倍和63.4倍。懸殊的工業實力甚至迫使我國中斷了統一大業。朝鮮停戰之後又爆發了越南戰争，二戰後的兩次局部熱戰都發生在中國周邊，嚴峻的安全形勢要求中國必須盡快建立國防工業。正如1953年經毛澤東修訂的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宣傳提綱所指出：“因為我國過去重工業的基礎極為薄弱，經濟上不能獨立，國防不能鞏固，帝國主義國家都來欺侮我們，這種痛苦我們中國人民已經受夠了。如果現在我們還不建立重工業，帝國主義是一定還要來欺侮我們的。”

重工業落後也制約了國民經濟協調發展。陳雲曾指出：“為了發展農業，為了發展運輸交通事業，必須首先發展重工業。同樣，沒有重工業就不可能擴大輕工業，因而也就不可能有系統地改善人民生活。我們現在的情況是這樣：一方面許多輕工業品不能滿足人民需要；另一方面許多輕工業設備還有空閑，原定增加的紗錠還得減少，原因就是缺少原料。除缺少來自農産品的原料，比如棉、絲、毛、煙葉、甘蔗等等以外，還缺少來自重工業的原料，比如化學品、黑色金屬、有色金屬等等。”

基于國防安全和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中國确立了重工業優先的發展戰略。此時，蘇聯答應全面援助中國經濟建設，特别是尖端科技和國防工業，這也是一個難得的曆史機遇。因此，中國從1953年開始實施“一五”計劃，集中主要力量進行以蘇聯援助的156個項目為中心、由限額以上的694個項目組成的工業建設。這些項目以重工業為主，并能彌補中國殘缺不全的工業門類。

 “一五”計劃的實施，使中國的社會制度和經濟體制發生了曆史性變革。當時，西方國家實施的政治與經濟上的孤立和封鎖，以及與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同構，決定了我國隻能在半封閉的狀态下發展内向型經濟，依靠自身實行迅速而大規模的資本積累來啟動工業化進程，而有限和分散的農業剩餘幾乎是我們獲取這種積累的唯一途徑。“一五”計劃實施後，農産品供求的嚴重矛盾迫使政府實施了糧棉油統購統銷和其他重要農産品統一收購政策，在農産品流通領域建立起計劃經濟體制；為了提高農業生産力并降低統購政策的交易成本，農業合作化進程不斷加快并于1955年夏天進入高潮。在工商業領域，“一五”計劃的龐大需求使市場上自由銷售的生産資料比重下降，資金、勞動力等生産要素也向重點項目傾斜，私營工商業面臨“無米下炊”的困境，因而增強了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意願，并于1956年底基本實現了全行業的公私合營，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到1956年底，中國基本建立起以公有制為基礎的計劃經濟。

由此可見，計劃經濟體制的建立，是出于國家安全而優先快速發展重工業的需要，是在國内建設資金非常有限的情況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需要，也是保證高積累下社會穩定的需要。“一五”計劃實施的過程和結果即體現出上述三個需要。總之，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是當時國際環境和國内經濟發展條件下的合理選擇，它使國家擁有了強大的資源動員和配置能力，确保了有限的資源在滿足人民基本生活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支援工業化建設。

（三）計劃經濟在發展生産力方面的利弊得失

社會主義改造的提前實現，使得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認為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變成先進生産關系與落後生産力之間的矛盾。1956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大會向全黨、全國人民發出了“向現代科學進軍”的号召，提出要加快生産力發展。然而，計劃經濟體制以行政指令為主要調節手段，無法像市場經濟一樣激發經濟主體的内在積極性，而落後的技術水平也導緻計劃無法做到及時準确，“一年計劃，計劃一年”成為當時的真實寫照。因此，領導層的“冒進”情緒與實務工作層的“保守”傾向往往相互博弈，圍繞經濟發展速度産生“冒進”“反冒進”和“反‘反冒進’”的争論。1955年至1957年，國内生産總值的增速分别為6.9%、15%和5.1%，呈現“保守”與“冒進”交織的局面。

為調動積極性，中國曾經嘗試擴大市場機制的調節範圍。從1956年下半年起，各地放寬農副産品自由市場，工業品也采取更加靈活的購銷方式，結果購銷計劃與重點生産受到沖擊。為穩定工業化奠基階段的原料供給，中國停止了這種嘗試，轉而在單一公有制計劃經濟體制框架内進行改革，以調動積極性。

1958年，中央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希望通過下放經濟管理權限和提高公有制程度，利用群衆的熱情和豐富的人力資源來替代資本的不足，加快生産力發展。然而，在“左”的氣氛下，出現了脫離實際的高指标，以及人民公社“一平二調”、大辦公共食堂等錯誤做法，使得經濟結構嚴重失調，農業大幅減産，國民經濟被迫轉入調整。在國民經濟調整時期，中國的工作中心開始由經濟建設轉向階級鬥争，這種工作中心的偏離，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才得以糾正。應該指出，1957年以後中央偏離中共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線，很大程度上也是看到了蘇聯創建的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病，并想消除這些弊病，但是由于改革的方向和方法不對，結果走入“以階級鬥争為綱”和“無産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死胡同。

計劃經濟時期，盡管經濟發展存在起伏大、效益低、農輕重失衡等現象，但是生産力水平仍然取得了較大提高。1978年，三大産業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分别為27.7%、47.7%和24.6%，工業成為國民經濟主導産業。1952年至1978年，按不變價格計算，中國工業增加值增長15.9倍，年均增長11.5%，飛機、汽車、發電設備、重型機器、新式機床、精密儀表、電解鋁、無縫鋼管、合金鋼、塑料、電子器材制造等部門從無到有，“我們在舊中國遺留下來的‘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1964年至1980年，國家還累計進行了2000多億元的“三線建設”投資，占同期全國基本建設投資比重約40%，有效改善了中西部地區發展基礎薄弱的狀況。

工業化也提高了農業生産力水平。1952年至1978年，農業機械總動力由25萬馬力增至15975萬馬力；機械耕種面積由13.6萬公頃增至4067萬公頃；灌溉面積由1995.9萬公頃增至4496.5萬公頃，其中機電灌溉面積由31.7萬公頃增至2489.5萬公頃；化肥施用量由7.8萬噸增至884萬噸；農村小型水電站由98個增至82387個，發電能力由0.8萬千瓦增至228.4萬千瓦；農業用電量由0.5億度增至253.1億度。

在科技和國防領域，中國不僅成功研制出“兩彈一星”、核潛艇等尖端武器，而且在資源勘探、農業育種、醫療制藥等領域也取得重大進展，形成了一支門類比較齊全的科研隊伍。國家還高度重視基礎教育，1978年，基本普及小學教育，學齡兒童入學率達到95.5%；1982年，文盲率降至22.8%。這些都為改革開放後生産力加速發展儲備了要素。

三、實行改革開放：貧窮不是社會主義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以鄧小平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反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經驗教訓，認識到社會主義最根本的任務是發展生産力，開始通過改革來解放和發展生産力。盡管一度遭遇挫折徘徊，但中國仍然堅持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和“發展是硬道理”的思想，通過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推動生産力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一）社會主義的本質是快速發展生産力

獨立完整工業體系的建立，使生産力具備了加速發展的條件。此時，人民生活水平落後和生産效率低下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1978年，城鄉居民恩格爾系數分别為57.5%和67.7%，城市居民消費處于溫飽階段，農村居民則處于貧困階段。從勞動生産率來看，中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更大了。1977年，法國馬賽鋼鐵廠年産350萬噸鋼，職工隻有7000人；而當時武鋼年産230萬噸鋼，職工6.7萬人。日本豐田汽車廠，職工4.3萬人，加上直接協作的工廠不過15萬人，年産汽車270萬輛；而長春汽車制造廠，4.3萬人，1977年生産汽車4.3萬輛，全國汽車行業70萬人，1977年生産汽車總共也隻有13萬輛。

迅速改變人民生活貧困的迫切願望，特别是開眼看世界後發現中國與世界發展的差距正在拉大的巨大壓力，成為中國共産黨突破傳統思想束縛、推動改革開放的最大動力。1978年9月，鄧小平在聽取吉林省委彙報工作時指出：“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根本表現，就是能夠允許社會生産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使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按照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講，正确的政治領導的成果，歸根結底要表現在社會生産力的發展上，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個很長的曆史時期内，社會主義國家生産力發展的速度比資本主義國家慢，還談什麼優越性？”1980年5月，鄧小平對來訪的幾内亞總統杜爾說：“社會主義經濟政策對不對，歸根到底要看生産力是否發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這是壓倒一切的标準。空講社會主義不行，人民不相信。”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本質的反思和重新界定，使一切阻礙改革開放的論點都失去了合理性，開啟了生産力大發展的新篇章。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進一步提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産力，發展生産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國際環境的變化也為生産力的解放和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根據戰後30多年來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中國共産黨提出了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題，改變了對待外部環境的态度和世界性戰争不可避免的認識，使得中國走上了充分利用國外資源和國外市場來發展自己的道路。中國也由此真正擺脫了戰争陰霾的影響，改變長期實行的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和居高不下的高積累政策出現了可能。中國經濟終于可以處于農、輕、重均衡發展，積累與消費同等重要的寬松環境。從1979年開始，中國共産黨就開始調整農、輕、重關系，并通過提高農産品收購價格、普遍提高職工工資來擴大消費，真正實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一直追求的協調發展政策。

80年代的改革圍繞着解放生産力展開。在農村，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将勞動力從集體生産中解放出來，不僅農業生産的積極性普遍提高，而且剩餘勞動力利用計劃經濟時期創辦的社隊企業發展工業，實現了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在農村率先開始了“工業革命”。在城市，“放權讓利”的體制變革在各個領域展開：個體、私營經濟從無到有，外商投資的規模和水平不斷擴大，國有和集體經濟在産銷、定價、利潤留成、人事安排等方面獲得了更多自主權，地方政府的經濟管理權限以及從地方經濟發展中獲益的權利也在相應增加。在“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政策激勵下，各種經濟主體的積極性被漸次調動起來，在計劃體制之外，出現了一個不斷發育壯大的市場，形成了上下結合、以誘緻性變遷為主的強大改革動力，中國共産黨終于突破了單一公有制、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這三個過去被視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基石的理論束縛，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奠定了微觀經濟基礎。

日益壯大的市場經濟以更有效率的方式将更多經濟主體組織起來，生産力發展速度加快。1984年至1992年，國有、集體、個體、其他（主要為“三資”企業）經濟成分在工業總産值中的比例由69.1%、29.7%、0.19%、1.01%變為51.5%、35.1%、5.8%、7.6%；全社會工業固定資産投資從783.42億元增至3715.95億元；工業增加值由2789億元增至10284.5億元；主要工業品産量的世界排名上升，鋼産量由第4位升至第3位，煤由第2位升至第1位，原油由第6位升至第5位，電力由第6位升至第4位，水泥由第2位升至第1位，化學纖維由第5位升至第2位，糖由第6位升至第3位，電視機由第3位升至第1位。

（二）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生産力發展是“硬道理”

對于快速形成的市場機制，政府缺乏調控手段與經驗。由于未能控制住信貸、投資和消費的膨脹，全社會出現經濟過熱、物價上漲的現象。這導緻計劃體制内的企業和居民或承受物價上漲的負擔，或面對産能過剩的壓力。一些企業和居民轉而從事投機活動，将計劃内低價物資以市場高價向外倒賣。80年代後期，市場與計劃的沖突加劇，經濟秩序混亂，妨礙了社會穩定與生産力發展。同時，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也表明社會主義改革存在巨大風險，不僅面臨着資産階級自由化的威脅，而且面臨着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都處于強勢地位的西方發達國家的和平演變威脅。

内憂外患下，政府習慣性地以行政指令方式對經濟進行治理整頓，市場化改革受挫，計劃經濟回潮，雖然穩定了秩序，但1989年和1990年的GDP增速降至4.2%和3.9%，生産力發展嚴重趨緩。

面對複雜形勢，鄧小平堅持以改革和發展來解決問題。針對黨内和社會上出現的将防止和平演變作為頭等大事的傾向，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強調：“要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關鍵是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隻能是死路一條。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隻有堅持這條路線，人民才會相信你，擁護你。”

針對黨内和社會上存在的“姓社姓資”問題和不少人不敢大膽改革的現象，鄧小平尖銳地指出：“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标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産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回顧曆史說：“革命是解放生産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産力。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使中國人民的生産力獲得解放，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産力。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确立以後，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産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生産力的發展，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産力。過去，隻講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生産力，沒有講還要通過改革解放生産力，不完全。應該把解放生産力和發展生産力兩個講全了。”

1992年，中國再次走上以改革開放促進生産力發展的道路。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标。随後，中國開始以建立現代産權制度為目标對國有企業進行改革，培育合格的微觀市場主體；推動價格和流通體制改革，建立統一的市場體系；進行财政和金融體制改革，構建與市場經濟相适應的宏觀調控體系；建立與市場經濟相配套的社會保障制度。到20世紀末，中國已經構建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開始發揮基礎性作用。1997年，中共十五大明确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1999年，基本經濟制度與分配制度被載入憲法，為充分調動各種經濟主體投身生産力發展提供了根本保證。同時，中國更加主動地擴大開放，不僅形成了從沿海到内地的全方位對外開放格局，而且于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更加充分地利用國際市場和國際資源發展本國生産力。

新一輪改革開放促進了生産力水平大幅提升。1992年至2012年，中國經濟維持了20年高速增長，年均增速達10.2%。2000年，中國的GDP突破10萬億元，居世界第6位；2010年突破40萬億元，居世界第2位。産業結構優化升級，1992年至2012年，三大産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21.3%、43.1%和35.6%變為9.1%、45.4%和45.5%，第三産業成為增加值最大的産業。産業創新能力顯著增強，1995年至2012年，研究與試驗發展人員全時當量由75.17萬人年增至324.7萬人年；2004年至2012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有研究與試驗發展活動的數量由17075個增至47204個，申請專利數由64569個增至489945個。高技術成果不斷湧現，如擁有自主CPU的“神龍藍光”千萬億次計算機、“蛟龍”号深海載人潛水器、首座超導變電站等一批重大創新成果跻身世界前列。

（三）保證生産力可持續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實施以外延型擴張為主的快速工業化，到20世紀末即提前實現了小康目标。但是資源和環境對進一步發展的約束也越來越大，中國的生産力能否實現可持續的快速提高就被提上經濟發展的日程。

中國共産黨從20世紀90年代就開始探索“可持續發展”問題。1993年國務院頒布了第一個國家級的可持續發展戰略——《中國21世紀議程——中國21世紀人口、環境與發展白皮書》，并在國内廣泛宣傳，以提高全民節約和環保意識。1995年5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作出《關于加速科學技術進步的決定》，提出科教興國戰略。同年9月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标的建議》，将可持續發展戰略作為中國發展的重大戰略之一，提出要實現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的根本性轉變。1997年是我國經濟發展史上的又一個轉折之年。這一年，最重大的變化是經過近20年的改革開放和經濟高速發展，終于告别了短缺，形成了市場經濟的基礎買方市場，即總供給超過了總需求，中國的經濟發展也由過去的供給約束型轉向了需求約束型。同時，這一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也給中國改革開放敲響了警鐘，因此從同年召開的中共十五大開始，中國就在擴大内需中探索發展轉型之路。此後随着中國經濟實力的進一步提升和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加速，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能源和環境約束問題越來越突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要求也越來越迫切。中國經濟能否可持續發展，繼續在世界經濟發展中領跑，取決于中國的經濟發展方式能否從“三高一低”（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型轉變為“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

此後出台的“十一五”“十二五”規劃綱要都強調必須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把提高增長質量和效益放在首位，促進經濟與人口、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為了促進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遏制生态環境惡化的趨勢，“十一五”“十二五”規劃綱要中都提出了關于單位國内生産總值能源消耗、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森林覆蓋率、耕地保有量等一系列必須确保實現的約束性指标。在整個“十一五”期間，中國政府把環境保護擺上更加重要的戰略位置，不斷加大環境污染治理重點領域的投資力度。2000年至2012年，全國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額由1014.9億元增至8253.5億元，年均增長19.1%。2011年，國務院印發《關于加強環境保護重點工作的意見》和《國家環境保護“十二五”規劃》。2012年，國務院又批複《重點流域水污染防治規劃（2011—2015年）》和《重點區域大氣污染防治“十二五”規劃》，這兩個規劃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嚴格的水和大氣污染防治綜合性規劃。這些措施雖未能徹底扭轉環境污染與生态惡化的趨勢，但也極大緩解了相關問題，為中共十八大以後的污染防治工作奠定了基礎。

四、改革和創新驅動：走向現代化強國

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經濟由高速度增長階段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轉變。面對轉型升級的嚴峻挑戰，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審時度勢，提出了“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凝聚全社會力量，調動最廣泛積極性，共同為生産力發展掃清障礙、創造條件，推動生産力發展進入新時代。

（一）消除傳統發展模式積弊

中國一直奉行趕超型工業化戰略，經濟增長過度倚重投資和出口，消費比重長期偏低。這種外延型、粗放型增長方式不可持續，随着工業化的即将完成和資源、環境、勞動力的約束增強，必須轉向依靠創新和提高效益為主的内涵型發展。這種轉型早在2008年就應該開始，然而，全球金融危機不期而至，出口驟降，而消費在短期内又難以提升，嚴峻的就業壓力迫使中國啟動了規模龐大的需求刺激政策，更加倚重投資來支撐經濟增長。

需求刺激政策使中國經濟逆勢增長，國内基礎設施面貌天翻地覆，民生持續改善，國家在整體上實現了富起來。然而，它也給生産力升級發展制造了更為嚴重的結構性矛盾。首先，基建、開采、冶煉等行業迅速擴張，出現普遍的産能過剩與利潤率下滑，一些企業不得不依靠舉債度日。其次，實體經濟利潤率下降凸顯了房屋土地的投資品價值，大量資金湧入刺激了地産行業畸形膨脹和房價上漲，不僅擡高了實體經濟成本，誘使資金脫實向虛，而且形成了數量龐大的房屋庫存和未償還債務。再次，低水平産能擴張也加劇了國内資源消耗與生态惡化趨勢。總的來看，産能過剩、庫存積壓、杠杆率攀升束縛了生産力進一步發展，如果放任舊增長模式延續，終将導緻行業虧損加劇，引發債務違約、破産失業的經濟“硬着陸”，嚴重破壞生産力。

面對上述問題，中央決定不再以大水漫灌的強需求刺激政策維持傳統發展模式，而是要在經濟增長、就業穩定的基本前提下，完成産業結構升級與發展方式轉型。為此，中央作出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态的判斷，提出以“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補短闆”為主要任務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化解傳統模式遺留問題，為生産力升級發展卸下曆史包袱。

在去産能方面，發揮市場機制的決定性作用，運用市場化、法治化手段化解過剩産能。同時，為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國務院于2016年發布關于鋼鐵、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産能的目标要求，并安排1000億元财政專項獎補資金用于職工分流安置。截至2018年底，“十三五”煤鋼去産能的主要目标任務已基本完成，低端供給和無效供給減少，市場供求關系明顯改善，企業經營狀況好轉、效益回升。

在去庫存方面，堅持分類調控，因城因地施策，三四線城市商品住宅去庫存取得明顯成效，熱點城市房價漲勢得到控制，既扭轉了房價隻漲不跌的預期，極大地消除了投機炒房的沖動，又避免了房價泡沫驟然破碎及其可能引發的債務風險。

在去杠杆工作中，通過規範地方政府舉債融資行為、頒布資産管理新規、加強金融監管，堵住了信貸無序擴張、金融空轉套利的“邪路”。同時，針對存量債務，積極穩妥推動市場化兼并重組，實施地方債務置換，強化企業和地方政府自我約束，企業杠杆率持續降低，宏觀杠杆率漲幅明顯收窄、總體趨于穩定。

此外，針對生态欠賬，中國展開了污染防治攻堅戰，将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确立為基本國策，實施大氣、水、土壤等三個污染防治行動計劃，修訂後的《環境保護法》“史上最嚴”，實行河湖長制、領導幹部生态審計、垃圾分類等制度。污染蔓延勢頭得到遏制，“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綠色發展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二）培育新型發展方式

 “三去”工作與污染防治遏制了生産力低水平重複擴張，避免了其可能引發的經濟與生态危機，使生産力發展逐漸擺脫傳統模式束縛。但是，轉型并非沒有代價：去産能使下遊企業無法再獲得低成本原料供應，去杠杆使民營企業融資更加困難，基建與房地産大規模擴張時代的終結引發了相關産業的不景氣。尚不适應高質量發展要求的國民經濟增速下行，遭遇轉型陣痛。

為緩解轉型壓力，政府加快了放權讓利的改革步伐。經濟轉型意味着低成本粗放擴張模式的終結，各行業必須通過技術進步與管理改進來提高利潤率，消化成本上漲壓力。然而，在取得突破之前，各行業必然面臨經營困境。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擔負起為企業減負纾困的任務，為生産力進步争取時間。中共十八大以來，政府推行了以減稅降費為主基調的财政體制改革，牢固樹立“過緊日子”的思想，2016年至2018年，政府平均每年給企業減稅降費1萬億元，2019年進一步增至近2萬億元。同時，政府堅持通過改革釋放紅利，推行以簡政放權為主的行政管理體制，放寬市場準入，減少行政幹預，變管理型政府為服務型政府，激發民間創業創新活力。與以往不同的是，這次改革立足于建立長效機制，着力構建法治型政府，目标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以更好适應高質量發展階段的治理要求。

為加快轉型升級，政府從資本、勞動力、技術這三大經濟增長要素着手，加大改革與投入的力度，不斷釋放要素活力。

第一，完善資本市場。在趕超型工業化戰略下，中國長期實施金融抑制政策，銀行主導的間接融資體系，一面壓低存款利率，一面壓低貸款利率，從而為工業投資輸送低成本的資金。如今，中國已經在整體上實現了富起來，大量剩餘資本渴望高收益率投資渠道，而銀行在辨識創新型項目方面的能力仍有待提高，因此需要大力發展股票、債券、基金等直接融資渠道，為高質量發展構建更加有效的金融體系。近年來，中國按照“宜早不宜遲、宜快不宜慢”的原則加速金融體制改革，在證券市場推出科創闆，加速債券在銀行間市場與交易所市場的融合，放寬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經營限制，推動利率市場化改革，加快金融科技建設。改革加快了直接融資市場的完善，也倒逼銀行等間接融資機構提升業務能力，讓資金更多地流向産業升級最迫切的領域。

第二，培育高素質人才資源。豐富的高素質人才隊伍是生産力進步的根本保證。為此，中國于2013年實施單獨二孩政策，于2015年實施全面二孩政策。同時，教育投入持續加大。自2012年起，财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GDP的比重超過4%，并連續7年保持在4%以上。根據國際經驗數據，财政性教育經費占GDP比重達到4%時，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一般在30%至40%左右，而中國在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不到30%的情況下達到這一水平，有力說明了中國對教育的重視程度。此外，為便利人才自由流動，戶籍制度改革加快，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制度全面建立，戶口遷移政策全面放開放寬，居住證制度實現全覆蓋。各地區也競相推出條件優厚的人才落戶計劃，人才的價值得到空前重視。

第三，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2016年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提出到2020年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到2030年跻身創新型國家前列、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創新強國的目标。為實現目标，國家堅持科技創新和體制機制創新“雙輪驅動”，着力建設國家創新體系，圍繞經濟競争力提升的核心關鍵、社會發展的緊迫需求、國家安全的重大挑戰，動員各類創新主體和創新要素投入創新研發。中共十八大以來，研發經費投入強度屢創新高，2014年首次突破2%，2018年提升至2.18%，超過歐盟15國平均水平。按彙率折算，中國已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研發經費投入國家。2019年7月，世界知識産權組織發布的2019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顯示，中國的全球創新指數從2018年的第17位上升至第14位，是唯一進入前30名的中等收入經濟體，而在2013年時中國的排名還僅為35名。中國的科技進步貢獻率從2012年的52.2%，日益接近2020年中國全面跻身創新型國家行列、科技進步貢獻率達60%的目标。

（三）拓寬生産力發展空間

中國共産黨始終代表先進生産力的發展要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産黨領導。中共十八大以來，在黨的統一領導下，中國實施了一系列宏大的戰略規劃，對國内乃至國際經濟格局進行調整，為生産力長遠發展開拓空間。

國内方面，中央對區域經濟結構進行調整。中國經濟存在區域發展失衡問題，中西部和東北地區相對落後，而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畸形發展。中共十八大以來，政府對國内區域結構進行了重構，推出了京津冀協同發展、長三角一體化發展、長江經濟帶、粵港澳大灣區、黃河流域生态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等國家級區域發展戰略，并明确了各自定位。例如，京津冀協同發展的目标就是疏解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調整優化城市布局和空間結構，構建現代化交通網絡系統，擴大環境容量、生态空間。五大區域發展戰略對散亂盲目的城市化格局進行了重構，使生産力發展有了更為均衡的平台。同時，國務院批複成立了上海、廣東、天津、福建、遼甯、浙江、河南、湖北、重慶、四川、陝西、海南、山東、江蘇、廣西、河北、雲南、黑龍江等自由貿易試驗區，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并在全國建立多個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各試驗區結合地方特色，對接國際規則，廣泛進行綜合配套改革實踐，并将成功經驗複制推廣。中國充分利用地域遼闊的大國優勢，因地制宜進行多樣化探索，有利于生産力發展的制度創新在全國各地形成燎原之勢。

國際方面，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進行高水平對外開放。“一帶一路”打通了中國内陸與世界的聯系，為生産力發展拓寬了外部空間。不僅為中國過剩但優質的産能打開了國際市場，緩解了轉型時期經濟下行的壓力，也為生産力可持續發展建立了更加穩固的外部資源供給渠道。而通過“一帶一路”建設，中國也以全球領先的基建技術幫助沿線國家和地區改變着落後面貌，促進了各國互連互通，使許多長期處于貧困落後、戰亂紛争的地區轉向和平發展、合作共赢。配合“一帶一路”建設，中國自身進入了高水平對外開放階段。一方面，降低進口關稅，舉辦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增加人民群衆需求比較集中的特色優勢産品進口。另一方面，大幅度放寬市場準入，修改外商投資法，放寬外資持股比例限制，尤其是擴大金融市場開放，加強知識産權保護。中國的高水平對外開放，在滿足新時代人民對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時，倒逼國内改革，提升産業競争力，也為各國的産品出口和資本輸出打開了更廣闊的市場，使中國逐漸承擔起了組織全球産業分工的責任，成為帶動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

回顧中共十八大以來的改革發展曆程，中國經濟保持了6.5%以上的中高速增長，穩居世界第二并持續縮小與第一名的差距。中國還成為世界上唯一擁有聯合國産業分類目錄中所有工業門類的國家，自2010年起蟬聯全球制造業第一大國，2017年中國制造業增加值占世界的份額高達27%，成為驅動全球工業增長的重要引擎。

産業升級也取得明顯成效。一方面，傳統産業加快更新，工業化和信息化日益融合。制造業的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水平持續提升，截至2018年9月，企業數字化研發設計工具普及率和關鍵工序數控化率分别達到67.8%和48.5%；工業互聯網已經廣泛應用于石油、石化、鋼鐵、家電、服裝、機械、能源等行業，國内具有一定行業和區域影響力的工業互聯網平台總數超過了50家，重點平台平均連接的設備數量達到了59萬台。另一方面，新興産業不斷孕育。2018年，高技術制造業、裝備制造業增加值分别比上年增長11.7%、8.1%，增速快于規模以上工業5.5和1.9個百分點，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重分别為13.9%和32.9%。2018年工業戰略性新興産業增加值較上年增長8.9%，增速高于規模以上工業2.7個百分點。移動通信、語音識别、第三代核電“華龍一号”、掘進裝備等跻身世界前列，集成電路制造、C919大型客機、高檔數控機床、大型船舶制造裝備等加快追趕國際先進水平，龍門五軸機床、8萬噸模鍛壓力機等裝備填補了多項國内空白。

五、結語

根據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社會形态演進理論，中國可以通過社會革命跨過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但是不能依靠社會革命跨過工業化這個生産力發展的重要階段。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中國共産黨實際上面臨着最緊迫的雙重任務：一是要實現什麼樣的發展，怎樣實現發展；二是在經濟落後的條件下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而這背後的邏輯則是社會主義應該擁有比資本主義國家更高的生産力水平，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就是體現在可以比資本主義更快地發展生産力。這是中國共産黨建設中國的邏輯起點，也是始終不渝追求的目标。中國之所以能夠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并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都是與這個邏輯和目标分不開的。中國共産黨的“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标和十九大提出的新“三步走”規劃，繼續将生産力的發展放在第一位和作為最主要衡量指标。中華人民共和國70年的生産力發展成就向世界證明：在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轉變過程中，并不是隻有資本主義一條道路；衡量經濟體制和上層建築的好壞，最根本的标準之一便是是否更有利于社會生産力的發展，而生産力的發展是人類社會進步的根本動力。

（本文選自《中共黨史研究》2019年第9期；作者武力，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李揚，中央财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